“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企业的票子，屡被禁止的“红顶商人”，仍在编制内外自由游走——最新数据显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共排查出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近８万人次，完成清理约５．５万人次。”（9月26日  新华网）

提到“红顶商人”，稍有历史知识的人自然会想到其代表人物——晚清富商胡雪岩。据史载：胡雪岩本来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但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因资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龄丢掉了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后来王有龄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成为巨富。从现在角度看，作为一名商人，胡雪岩应该可以说是经营有道；但在权力至上、等级森严的时代，胡雪岩能叱咤商场，通达买办，其实还是利用官场腐败，收买高官，层层投靠。所以，从某种层度上说，胡雪岩成功，其实质还是官商勾结下的产物，是商借官势大量聚敛财富，官倚商力使封建政权苟延残喘。

而到了当前，这种“红顶商人”似乎有了“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搞“潜伏”，在各级金融机构、城投公司和地方融资公司等大型国企中兼职，如此前媒体批露的国企独立董事，根据２０１３年年报数据显示，曾经在党政机关或者公检法系统有过任职经历的官员独董超过９００人，吉林省三副省级“灰顶商人”就是其中的典型；另一种则是“暗渡陈仓”，退休或离岗后到企业兼职或正式任职，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有的甚至形成官商利益集团。

那么，本应是两条平行线的政商，又何以实现“交集”呢？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事实上，在现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与政府官员关系的好坏决定着企业享受资源政策的多寡、盈利空间的大小、发展壮大的规模。对于商家而言，党政领导干部兼任公司高管，自然很容易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关系提前获得商业信息，从而在市场交易中独占鳌头，造就公司在竞争中“所向披靡”。而对“兼职”者来说，即便不发薪水，也在企业享受了隐蔽的福利待遇，如吃喝用车、报销签单等；更有甚者，在位时为企业“开后门”，为的是为了退位后再去拿好处，或安排子女亲戚“入暗股”，形成“期权兼职”。

有学者分析指出，“红顶”一手掌握政府部门权力，一手赚取企业高额回报，为企业寻求政策倾斜自然是“情理之中”；而“商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高薪聘请“红顶”为其打工，当然也是为了利用“红顶”的权力关系和声望影响为其打通政策阻塞，使其能够在不公平竞争中轻松获利。可以这么说，正是这种官商之间“暧昧关系”，在某些领导“一手掌权、一手抓钱”的冲动下，才异化成为“联姻分利”式的隐性腐败。事实上，这种“权力期权化”行为，不仅严重败坏党风政风，更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所以说，当下的“红顶商人”， 一手端着体制的饭碗，一手享着企业的福利，不仅暴露出权力与利益的深深交织，更体现权力背后的交易和寻租；商人争相“戴帽”，官员企图揩油，更暴露出一种“干部有利可图企业借权生财”的丑恶官场生态，其实质还是政府职能错位、越位，是权力“红杏出墙”。

好在，中央已清晰地认识到这点。《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戴帽商人’近８万”，一方面体现出各地政府集中清理规范的力度，但也折射出当前在监管上还存在或多或少的漏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然，《意见》的出台，为官商之间划出明确规范的“红线”，更迈出了消除“权力寻租”、根治“权力磁场”的第一步；但个人认为，彻底整治领导干部中的“红顶商人”，还得在制度落实下功夫，用制度来建立和完善防范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彻底堵住权力出轨的通道，让领导干部无职可兼；同时，对违规兼职者一查到底，让权力不敢寻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