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轻易“得罪”人可能是人的自然天性。但是，虽说我们这个世界到处洋溢着真善美，然而假恶丑也是与生俱来的。尤其是在时时充满着矛盾，事事充满着斗争的情况里，欲行“好好主义”可又怎么坐得稳“好好先生”呢？这就恐怕要讲点“得罪”。

朱镕基同志曾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分组讨论时说：“公道正派，敢于得罪人的，要让他担当重任”。尔后，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提出“五项要求”的第三项是“要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一国之总理，如此反复提出这一特殊要求，足以说明“得罪”人之于“治政”的重要。而在“得罪”之前均冠以“敢于”，既折射出了怕“得罪”人的普遍心态，又道出了要为“从严治政”而去“得罪”人的决心和信心。他所说的“敢于得罪人”是以“公道正派”为前提条件的，与那种原则不要，小事计较，挟私整人，以势压人的得罪人是截然不同的。改革越是向纵深发展，利益调整的力度越大，只要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谁也不可能不得罪人。怕“得罪”人的，凡事干不了，干不好，怎可重用？朱总理的特殊要求确有特殊意义。

怕“得罪”人的，官也好，民也罢，大都是尊崇和为贵，认为义气随和人缘好，殊不知世界上没有方方面面都照顾到而皆大欢喜的事，你迎合了少数人的心意，让少数人称赞，必然有悖于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失去多数的支持，为多数人所鄙视，而不得不备尝左右受夹的烦恼。怕“得罪”人，往往功过不分，是非不辨，往往宽容了落后情绪，迁就了个人主义，姑息了鄙视行为，助长了歪风邪气，其不得罪之“罪”如何，可想而知。这是任何高明者求不来避身术而又玩不得圆滑的。

当然，不怕“得罪”人必先自身硬，做得正，站得稳，如似“泥菩萨过河”，岂不被人倒打一耙？何以“得罪”得起呢？有个管官的官如是公开声明：生不要选票，死不要花圈！他铁定要“得罪”而且成功地“得罪”了一批贪官污吏。如此无私无畏，那些被少数人误解而受到中伤，从阴暗浓汤扔出几颗石子、选举中少了几票，等等，自然不屑一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敢于“得罪”人，是否也是一种难能可贵、可歌可泣的精神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