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茶，向来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和民族符号。2012年，一项针对常见茶叶的市场抽样检测发现，包括众多知名品牌在内的茶叶普遍存在混合农药残留现象。这个发现激起非常大的讨论，无论政府、行业还是民间都一致提出，茶叶的农药使用必须得到有效管理。面对曝光和监管，人们不仅仅关注常规的茶叶种植有否进步，也把新的关注投向了那些使用生态方法种植茶叶的种植者，关注他们是怎样种出不用化学农药、没有任何秘密的茶叶，关注他们经营状况和茶叶的品质。摄影：陈一言

与我国悠久浑厚的茶叶文化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竞争激烈、管理缺失的茶叶市场。由于茶叶价格和种植过程亦缺乏信息透明，近年来频繁被曝光农药残留超标、重金属超标、稀土超标等问题，严重打击消费者信心。2016年7月，一家环保组织的调查员，在某铁观音常规种植茶园捡到多个农药包装。

2016年7月，铁观音知名产地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某常规茶园中，发现了高毒杀虫剂克百威的包装袋。克百威自2002年起已被农业部列为禁止在茶叶上的农药，但使用违禁农药仍是一些常规种植茶园一个“公开的秘密”。

2016年7月，云南省普洱市，一名来自北京的消费者正在考察普洱当地生态种植茶园。普洱的茶叶经营者反映，在茶叶消费文化中，采摘工艺、加工工艺而带来的影响在价格体系中影响远远大于茶叶的种植方式，另有一部分存在市场炒作的要素，使茶叶价格很少反应真实的成本，而种植的环境和过程才是茶叶品质的基础。相比之下，生态种植的茶叶建立完整的可追溯系统，敢于透明化茶叶生产的全过程，种植者通过开放茶园探访、公开茶叶检测报告等形式，使他们的茶叶产品逐步被国内的中高端消费群体所认可。

在云南省腾冲市蒲川乡，这里的几个傣族村落地处丘陵地带、气候湿润，适宜大叶茶树的生长。云南自古就有种茶的传统，但在少数民族村落，茶叶工艺古朴自然，多为经过晒青和手工炒制的绿茶。

在腾冲县蒲川乡户弄村，茶叶生态种植的理念刚刚传入。为了脱贫增收，也为了让纯净的环境远离污染，几个年龄四五十岁的傣族村妇，自发成立妇女互助组，在海拔千米的山林里，摸索着开始了生态茶叶种植。

今年5月傣族妇女们收获了第一批手工春茶后，开始尝试对茶叶进行销售，每天打电话“忙业务”。然而，因缺乏专业知识和资金支持，她们的茶叶商品化度较低，没有获得国家有机认证，茶商中间人也不愿意按有机茶叶的价格进行收购。

与腾冲县蒲川乡户弄村相邻的曼堆村，38岁的傣族餐厅老板马大姐，自学了微信开店，通过手机上网义务帮忙销售“初心绿茶”。现在摆在几个辛勤劳作的妇女面前的，是如何将生态种植从初始理念走向专业管理，从一片初心走向真正的商业化。少数民族的手工绿茶如何适应城市人的口感偏好和消费习惯，也给她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随着城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重视，越来越多生态茶农开始放弃常规的种植模式，各种有机茶园应运而生。转型后的茶农遵循生态学原理，通过综合利用田间统筹和人工干预，主动淘汰化学农药和化肥施用。根据一家环保组织在2016年9月发布的市场茶叶农残检测结果，6个随机抽样的生态茶叶样品通过了465项农残检测，未发现任何农残。

年近50岁的雷龙，在福建厦门经商多年，曾任外企高管、大学教授。生活富裕了，却因妻子的体弱多病开始重新认识食物、自然与人的关系。十三年前，因妻子长期体弱多病，雷龙卖掉家业，回到漳州老家潜心研究“如何给妻子泡一杯干净的茶”。福建是铁观音的重要产地，多年来当地农户已经形成了思维惯式——“茶叶种植必须依赖农药化肥才能种”。

雷龙的到来，从零开始重建当地茶农与自然的关系。从城市富商到山里学徒，他用十几年的时间建立了福建漳州第一座同时获得中国、日本、欧盟、美国有机认证的生态茶园。一切知识都要从头学起：学习复杂的生态系统，管理茶树与树木、动物和昆虫的关系，生态种植让他的茶园成了一座民间农科所。

生态茶农正在收集降香黄檀上的虫子。降香黄檀因为有独特的香味，小绿叶蝉和茶丽纹象甲等茶园主要病虫害吸引到树上，工人们需要隔一段时间把树上的虫子打下来收集到一处。雷龙的生态茶园内外分布着20万株树木，包括相思红豆、榕树、沉香等，这些树木都是茶园独有的生态屏障。

雷龙成为福建漳州华安县第一个全面零农药种植的茶农。病虫害是生态种植最常遇到的问题，他请来生态专家支招，遵循立体种植体系的管理原则，并通过种树、养鸡等方式完善茶园的生态系统。现在每亩茶园放养了50只黑羽土鸡用于控制虫害，散养土鸡蛋还成了茶园特产。

生态茶园的工人正在修剪茶苗。除了修剪茶苗，由于主动放弃使用除草剂，使用生态种植的茶园杂草也需要靠人工摘除整理。

生态茶园的工人正在手工炒茶。漳州属于福建省传统铁观音产区，通过纯生态种植和透明化管理，通过生态种植而收获的茶叶在产量上不足以与常规种植竞争，但销售已不成问题，成为中高端茶叶市场的“新宠”。

在云南省，一座城市因一种茶而更名：普洱。2014年云南省茶产量33.5万吨，其中普洱市茶产量11.4万吨，占全省产量34%。当地不少生态茶园顺应消费升级的潮流，把安全性和环保性更优的有机普洱茶出口至欧洲、日本。位于董寨、马尾山的普洱祖祥高山茶园便是其中之一。

茶农正在摘茶叶。在茶园中竖立的一块块黄色、蓝色卡片，名为“粘虫板”，它可以吸引对不同光线敏感的害虫，减轻茶农的人力负担。漫山黄蓝交替的卡片几乎成了区分有机茶园的标志。

2016年7月，云南省普洱市南屏镇，普洱祖祥高山茶园的管理员松哥在雨中巡视一片有机茶园。松哥是有机茶园的业务骨干，原本在某大型电器企业工作的他，几年前辞职来到山里，与公司和此茶园的创始人“新茶农”董叔一起开拓普洱茶的有机种植。

由于拥有较为成熟的有机种植技术，董叔和他带领的茶农在2009年承担了当地的政治任务——将有机种植的经验和资源带给周围300多农户，成立新型合作社，带动普洱“万亩茶园有机改造”，改变过去密植、用药、追求单产的种植模式。

在转型过程中，董叔和松哥的现代企业管理却意外遭遇了农村村落的宗族压力和人情羁绊。飘移污染和当地农户几十年早已来形成了依赖化肥农药种茶的习惯，难以被一刀切似地改变，即使种植管理者把有机肥免费拉到茶园边，也是枉然——因为放弃化肥，意味着每亩茶园要施用700公斤的有机肥；在山地上完成七百公斤的搬运、挖沟、施埋，这是一个壮劳力两到三天的工作量，而化肥，即便一个妇女也能在一个早上完成。

尽管在农村遭到“遇冷”，无农残检出的普洱有机茶商品却在海外“遇热”。面向普洱山间的茶园，松哥说，自从他们的茶叶获得欧盟的有机认证后，在海外市场获得的认可度很高；但是，他觉得更大的机会还是应该在中国，中国有更大的茶叶消费群体，有更悠久的品茶文化，有机茶叶的市场值得继续探索。

为了生产一片没有秘密的茶叶，一片不用化学农药的茶叶，有机茶农坚持“只用汗水，不用农药，可溯源头”。图为有机茶园与常规茶园的土壤样品对比，左边有机茶园的土壤含有更多杂草，和更多天然腐殖土。目前我国的有机茶叶因为种植规模较小、经济激励不足等原因，在茶叶市场的总体份额占有不到10%，但生有机生产者已经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孕育着肥沃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