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鸣锣开道”乃旧时皇帝、高官或皇亲国戚外出时的“权威”与“声势”，常常搞得城乡鸡犬不宁，搅得百姓寝食难安，它是封建统治制度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旧制度连同其它许许多多的社会恶习被统统铲除，百姓才得以自由、和谐与安居乐业，民众无不为之拍手称快。然而，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的今天，“鸣锣开道”这一腐朽的旧习，又回到了现实社会当中，着实让人寒心。

当前，一些上级领导干部经常来下级单位检查、督导工作或是召开会议，这本是领导们正常的工作，是件好事，广大群众是十分欢迎的。然而，不知从哪一天起，也不知是哪一位善长“拍马”的官员奇想突发，居然搬出了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鸣锣开道”的招式，为这些上级领导或会议代表们“警卫开道”、迎来送往，弄得群众莫名其妙、似懂非懂。本是祥和、安宁的城市，时不时传来一阵让人揪心的警车呼叫声，霎时警笛大鸣，警灯狂闪，一辆辆高级轿车结队呼啸而来，其车速、路线不受任何道路标志的约束，且警车前呼后拥、民警管制交通，好不“威风”。车队所到之处，道路上所有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行人必须闻声而动, 立马让道。警笛啸叫之时，激起一片慌乱；车队飚过之处，留下一路惊魂。其形，如“天帝”驾到，让人心惊胆颤；其势，似山崩海啸，令人叹为观止。

惊诧之余，人们不禁回望新中国的光辉历程，记得开国领袖毛主席曾教导我们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由此可见，在中国“主”、“仆”早有定位，而正是这个伟大的定位，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基石，成为了我国的立国之本，然而，“警卫开道”之举却与其背道而驰。“仆”来了“主”让道，路权归“公仆”绝对占有，“仆”走了“主”安宁，路权才能回归“主人”，如此“主”、“仆”颠倒，的确令人费解。

俨然，“警卫开道”乃当下不正之风，有辱民心而为民众所不耻，被百姓称为“马路腐败”。既是如此，为何又会愈演愈烈？揭开“警卫开道”的神秘面纱，剖开滋生、培育“警卫开道”的土壤，人们就不难发现其中之“奥妙”。据分析，“警卫开道”之风之所以蔓延，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有些上级领导干部缺乏“自省、自律”，喜好在下级和百姓面前讲排场、显气派。为了展示领导的“权威”与“风采”，体现领导干部的“地位”和“价值”，不惜动用军、警为自己“保驾护航”，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成他们装饰自己、教育他人的权权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自我“践行”的实质。二是一些下级官员为了极力迎奉上级领导，体现其办事“能力”，便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地为上级领导制造“轰动效应”，以别开生面、不断翻新的“警卫开道”形式投其所好，竭尽全力满足其洋洋得意的虚荣心，不失时机地博得上级领导的“关注”或“亲睐”，为个人“前程”奠定坚实的感情基础。三是少数腐败官员身负民愤，唯恐遭遇“不测”而需要特别“保护”。有了大领导的“效应”就会有小领导的“效仿”，你可以“警卫开道”，我当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就有了领导之间“警卫开道”档次的相互攀比，就滋生出不同部门之间的竞相效仿和追逐，使“警卫开道”成为当前领导干部出行的“时尚”。所以，领导出行就有了警车的前呼后拥，就有了警笛警灯的狂叫暴闪，就有了道路两旁车辆行人的惊慌失措，就有了城镇乡村的鸡飞狗跳......每每此时，人们就知道是“公仆”们来了，“公仆”走后，留下的就只能是“主人”们一路的切齿唾骂。

为了做好 “警卫开道”工作，不少省、市、县的公安部门不得不组建特勤或机动队，放下法律赋予的主要职责和使命，专门负责“警卫开道”工作。这些“专业”警队从人员、装备到勤务保障都堪称一流，彰显了人民警察对人民“公仆”的“敬仰”之情。当前，“警卫开道”工作的确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越做越好，让人敬畏十分。然而，“警卫开道”之风却使得“公仆”与“主人”之间的距离越走越远、越拉越大。诚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行或下基层视察工作，按照国家规定实施相应的分级警卫，以确保领导人的安全，这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需要，无可厚非。但是，一些非国家规定的警卫对象下基层检查、督导、开会、考察、参观甚至旅游，也纷纷上演“警卫开道”的闹剧，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也令基层公安部门和民警们难以应对。这种“劳警伤财”的歪风既伤了党风民俗，又苦了基层民警，广大百姓更是怒不敢言。

“警卫开道”使“公仆”与“主人”越走越远，已成为当今新型的“马路腐败”。那么，如何遏制、消除、惩治这种腐败，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部门面临的新课题。其实，要消除这种腐败很简单，无需惩治，因为领导干部自身就是“驱病除毒”的良药。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言“打铁还需自己硬”，只要各级领导干部能自省、自律，放下“架子”，摆正“位子”，收起“面子”，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把自己真正地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当好人民的“公仆”，做好人民的勤务员，“警卫开道”之风也就不治自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