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和吕梁市多位政、商界人士透露，聂春玉主政吕梁期间，在煤炭市场繁荣大环境下，两次煤改造就多了位能源大鳄。而这些煤、矿老板又与当地官员相互支持、利用，形成吕梁政商互动关系网。一位知情人评价：政、商两界人脉极广的煤业大亨邢利斌被查，拉开吕梁反腐大幕；聂春玉被查，则是吕梁肃贪的高潮。“调查聂春玉，便掌握了吕梁群腐的核心。”（2014.9.1 新京报）

从金道铭落马甫始，到任润厚，山西省已有7位省部级高官“前腐后继”；而且，至厅局级官员，亦已有15位，其中不乏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察厅原副厅长、太原市原公安局长等要角。至此，山西官场可以说是进入媒体所称的“崩塌状态”。

对于山西官场这一“地震”，有人一语双关的说，主要是“资源”“惹的祸”；仔细分析，其实不无道理，至少从聂春玉等4位原省委常委身上可以“管中窥豹”。正如媒体所说，聂春玉等“被带走的地方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互相支持’的群腐样本，正是因煤而兴的吕梁红顶与黑金结合的缩影”。

但个人认为，这个“资源”绝不仅指山西的煤炭、矿产等自然资源，更指某些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山西落马的老虎中，或有个人腐败原因，也或有小圈子结成腐败链，但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权力资源实现了“有效对接”，煤炭在某些权力运行中成了关键变量，而权力亦对煤炭资源配置起了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官商交往，古来有之。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在当下，一些地方政商互动表面上是相互支持，实际上是利益交换：老板出钱买官，官员帮忙平事。一些官员媚商、捧商，与老板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利用手中掌握的“钥匙”，打开国家资源大库的闸门，向老板的小仓里“放水”，就是为了利用老板的钱来为自己买官，或与老板坐地分成；而一些老板亲官、傍官，看重的不仅是官员的“顶上花翎”，更是他们权力的“后花园”，能帮助他们实现批地、减税甚至摆平突发事件等。事实证明，官员一旦与老板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收受巨额利益，就会成为老板的“提线木偶”，老板叫他向东，他不会往西。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说，“官商交往时要有道，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这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是处事箴言；对于山西的落马群蠹来说，更是醍醐灌顶之言；可惜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直到落马之际，仍没有悟到“官商交往要有道”的道理。山西官场“崩塌”就证明，所有的官商交往，都应以不侵占公共资产、不破坏社会公平、不损害他人利益、不谋取不法财物为基本准则。对官员而言，既要有“交往意识”，更要坚持“交往有道”，这“道”就是党纪国法，在道内就是正常交往，而出格一点，哪怕向前多跨出半步，就可能成为万丈深渊。

从某种层度上说，山西官场地震，与其说是官商勾结、官商合谋，不如说是资源的无序“开发”，是权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相互“勾兑”。所以，建立良性的官商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尊重市场经济法则，最大限度削减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防止权力向资本异化，使官员和商人各归本位，打压官商为获取私利而联手的空间。（白云深处）